近日，一条“济南城管下跪劝商贩”的微博引起舆论关注。济南大明湖东门，当城管要对一位年轻女商贩的经营物品进行扣留时，女商贩抱着孩子给城管下跪，见状，城管人员也向女商贩跪了下去。（据5月6日《齐鲁晚报》）

　　执法者以下跪的方式请求违法者配合其执法，接受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，这滑天下之大稽的“执法方式”，不得不引人深思。网络予以关注甚至热炒，是与非、当与否、赞成与反对之声相互交织，笔者认为，“下跪执法”无异于让法律下跪。

　　“下跪执法”暴露执法的软弱。

　　关于“下跪”，民间常表示认错、道歉、赔罪的意思，民间下跪有时还是一种礼仪，含有敬畏的意思。如果说济南那位女商贩下跪是向城管执法者表示认错、道歉、赔罪的意思，并请求宽恕，执法者大可不必也向其表示认错、道歉、赔罪，难道执法错误？如果说女商贩下跪表示对法律的敬畏，向执法者行大礼，以求谅解，则执法者能因“还礼”而私自对其违法行为谅解吗？

　　我国法律的制订与实施，是国家和社会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得以维护的根本保障。城管执法，是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的法律、法规，执法者一旦穿上制服，执法时的身份不是代表自己，而是代表国家法律，代表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，执法者“下跪执法”，无异于让法律下跪，让社会公共秩序与利益丧失尊严。法律是社会规则的底线，法律的遵守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义务，法律的执行应是强制的，没有价钱可讲，没有情感可以参杂，即使小商贩为了生计，也不是违法的理由，其谋生手段和方式只能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违法则应追究，同情替代不了法律。由此，笔者联想到香港的卫生执法。香港算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，长年累月外来人口汇集香港，人员管理复杂，但是，走在香港的大街小巷，环境卫生用一尘不染一点不为过，究其原因，执法严格。如吸烟、丢纸屑、随地吐痰，最高可罚5千港币（约合人民币4千余元），如因违反被查而拒不接受处罚，则有相应的法律予以制裁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。没有规矩，不成方圆，城市管理脏、乱、差等，许多法律未能很好地执行，许多地方的社会秩序常被任意破坏，执法环境不佳，法律的执行力不强和执法的软弱是其缘由，出现“下跪执法”也就不足为怪了。

　　“下跪执法”体现执法的无奈。

　　客观地讲，女贩下跪不是行礼，是示弱，是应对城管执法的一种策略，城管与小贩间的一旦发生冲突，女贩下跪，把自己生活的艰辛进行表露，博得路人的同情，此时若要扣她的物品，在社会公众眼里，城管执法人员无疑成恃强凌弱者，或遭路人的道义谴责。城管执法人员，为了保证法律的执行、秩序的维持和违法行为的被处罚，不得不“下跪执法”，请求违法者对执法者的配合与谅解，这如同面对一个被即将执行死刑的罪犯，行刑者放下强势的姿态，请求死刑犯配合与谅解一样滑稽，体现出当下执法的无奈。执法为何变得如此，究其原因，法制不够完善，许多法律的可操作性缺乏，导致执法者难以执行；执法环境不佳，执法中的违法干预、人情因素、权法纠结等影响公正执法，依法治国未能落到实处；部分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低下，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，缺乏规范的执法行为与执法流程，文明执法、和谐执法难以保障，暴力执法偶有出现，执法冲突时常发生，执法权威难以树立。

　　“下跪执法”舆论不应偏颇。

　　城管和小贩之间的管理、被管理关系，在全国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矛盾出现过。小贩为了生计，四处摆摊经营，城管为了城市更文明，四处围追堵截。在城市文明建设中，城管和小贩成了对立面，时常发生一一些对抗激烈而纠结的故事，甚至有少数城管执法人员打伤人和被打伤的情形，社会舆论对此大肆炒作，城管执法人员被贴上了“强取豪夺”、“飞扬跋扈”、“野蛮执法”等标签，多被社会舆论谴责，而小贩成为孤立无援的弱势群体，则被社会舆论袒护。这样的舆论导向，影响了城市管理者的形象，影响了执法的公信力，影响了政府在社会公众中的地位。济南城管的“下跪执法”，舆论大多予以赞赏，甚至命名为一种执法方式，就是表明舆论对城管执法应当保持更多执法柔性的愿望。笔者认为，舆论对此不应偏颇。这正如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所言：“眼神执法、下跪执法、女性温柔执法等，只能止一时之痒。”事实确实如此，破解城管执法难问题，应该从整个社会管理、城市规划入手，从疏导、管理、规范等多方面加以解决，而创新社会管理，法治原则应是最基本的原则，因为法律所代表的就是社会公共利益，应当能够得到广大社会公众的拥护和支持。

　　《韩非子·有度》云：“奉法者强则国强，奉法者弱则国弱。”建立一支公正、高效、严肃、规范、廉洁的执法队伍是保障法律有效执行的前提。执法者可以更多体现执法的人性化，在严肃执法的同时注重执法的灵活性，但代表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不能“下跪”，法律的尊严不容亵渎。但愿“下跪执法”这样的黑色幽默不再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