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篇小说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获茅盾文学奖后的第一部长篇，也是他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。直面底层民生、交织政坛众相，使这部小说成为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姊妹篇。

　　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一样，故事都是写一个戴了绿帽子的人想杀人，其实不过是想在人群中找到能说上话的人，不同的是，这本书中是一个戴绿帽子的女人，从杀人到折腾人，不过是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。

　　这个顶了潘金莲冤名的妇女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，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，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，走上告状路。结果从镇里告到县里、市里，甚至申冤到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，不但没能把假的说成假的，还把法院庭长、院长、县长乃至市长一举拖下马；以至每到“两会”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，竟持续二十年。

　　刘震云用一个看似荒诞的故事讲述真切的生活常理。他的写作立场使他成为当代文坛少有的可以与时代、人民和国家对话的现实主义作家。

故事始自村妇李雪莲想纠正一句话——她不小心怀了二胎，和老公假离婚，以躲避计划生育政策，没想到离婚之后，她老公索性另找了个女人结婚了。她去理论，她老公骂她不是李雪莲，而是潘金莲。李雪莲要澄清自己不是潘金莲，要证明之前的离婚是假的，一路告状，从县里、市里告到了北京，法院院长、县长、市长都被罢免。她连告20年，以至于每年人民代表大会之前，她都会被围追堵截，上访故事活活演绎成警匪大战。

　　以上内容刘震云写了17万字，这是序。这应该是我们目力所及，最长的序。

正文才1万字左右。因李雪莲告状而下马的县长史为民，开了餐馆卖肉。他从北京回家，买不到火车票，想到了绝妙的好主意——自称要上访，被两位警察押解回乡，终于赶上了打麻将。

　　正文的题目叫《玩呢》。

　　作为一个老练的作家，刘震云的活儿好。结构挺酷，文字干脆，没有丝毫阅读障碍。挺沉重的题材，读起来堪称轻快，他对举重若轻这事玩得很娴熟。李雪莲准备要告状了，做了七件事，都是为了战斗，比如把头发剪短，方便在打斗中对方抓不到自己，多深谋远虑。而史为民被押解途中，两位警察不慎睡着了，醒了看史为民没跑，很感动，翘着拇指夸他“大哥，仁义”。两位警察最后明知被骗，假装阻止了一场严重的上访事件，邀功领赏。

　　小说里的每个人，都充满了生活感和真实感，既不太好也不太坏。

　　李雪莲就是个偏执狂，为了纠正一句话，她把告状过成了日子。

　　而每个官员，都说不上是什么有问题的官员，甚至可以说大部分还是称职的好官员，他们只是把李雪莲当成一件事来处理，而不是当成一个人。他们被李雪莲玩得团团转，甚至显得有点无辜，有的给她讲自己悲惨的童年以博取同情；有的被她逼成了福尔摩斯。对待一个这样说不清道理的所谓“刁民”，他们的做法还挺人性化，连替她找个老伴分散注意力这种“贴心”的事都想到了，你还想怎样？

但问题就在于他们处理的方法欠妥。

　　李雪莲作为一个没有受过教育、没有任何法制观念的村妇，单纯的跟她说道理，显然是行不通的。

　　在苏力教授的《法治及其本土资源》和《送法下乡》里，就提出这么一个观点：中国有着数千年的独立封闭的发展历史，在很少接触到西方法律意识的普罗大众来说，他们对于纠纷的解决更多的是依赖本土的法律资源，这些传统习俗、家族制度、宗法制度遗留下来的印记虽然在西方的标准里未必是“法律的”，但是其处理民间纠纷的方式更容易被底层百姓所接受。

　　比如《秋菊打官司》的秋菊，在90年代初的农村，秋菊认为村长踢他丈夫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：踢人可以，但不能踢裤裆。这个维权的主体本身在当代中国的法律制度里本来就是无法成立的，当警察将村长带走后，秋菊非常困惑：跟《我不是潘金莲》里的李雪莲一样，她并不是要谁坐牢，也不打算主张什么实质性的赔偿，她只不过要个说法，就是踢人可以，不能踢“那个地方”。

同样还有电影《被告山杠爷》里的山杠爷，故事发生在当代中国的80年代，山杠爷是村支部书记，为人正直，在本地很有威望。但是被村里所认可的传统宗法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产生冲突时，山杠爷不幸成为了牺牲品。村里有个妇女虐待婆婆，山杠爷实在看不惯，就把这个妇女绑起来游村，以示教育。羞愧愤恨之下，这个妇女寻了短见。这件事的处理方式在本地人看来是件大快人心的正义之举，但是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，指控他非法监禁，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、人身自由权。村里人一起为山杠爷喊冤求情，都于事无补。村民们和山杠爷都大惑不解，伸张正义怎么还要坐牢？

　　由此可见，简单武断的将现代司法程序介入到民间纠纷中，看似解决了纠纷，但从长远来看，有可能埋下更大的不和谐隐患。

　　中国要走向法治，但不能是革命式的狂风暴雨，中国传统的旧观念、老习俗没有办法一次性根除，揠苗助长有可能适得其反。

　　我们再来看苏力《送法下乡》中的一个案例：某农场秘书雇佣一拖拉机回家，拖拉机上渡轮时发生事故，司机腿被渡轮钢板切断，司机起诉秘书索取高额赔偿。开庭时，秘书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，断腿的司机也开始“滚堂” 大闹法庭。这个案件如果单纯的以法律事实来判决，也不难，事实清楚，法律明确，但是因为高额的赔偿金与被告经济能力存在巨大悬殊，多半无法执行，矛盾还是无法解决。

最后法院院长出面，找到多方部门一起协调，通过农场秘书的人脉，把原告安排到农场做门卫，并且农场秘书承诺会照顾原告的日常起居；又因肇事渡轮也属于农场所有，由农场负责赔偿一部分损失，秘书只要承担一小部分。这个案件得到了事实意义上的完美解决，双方对这个结果十分满意，收入不高的秘书感激涕零。

如果类似的案子就案判案，只强调审判职能，不注意解决矛盾，不着眼长远的社会影响，是欠妥当的。

　　在我看来，小说中的官员们倘若真的静下心来倾听李雪莲的需求，了解她的难处，李雪莲这事就很好解决了，也不至于从一个离婚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，进而演化为政治事故。

　　而我们作为基层的法律工作人员，要想做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，就必须实事求是的从长远着眼解决民间纠纷，以调解为导向，贯以普法教育的灵魂，才能真正建设好法治社会。这是我看完该书后的一点感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