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早春，乍暖还寒。窗外依然淅淅沥沥飘着细雨，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敲动着键盘，远远的传来 “噔……噔……”的声响。过了一小会，只见一个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来到办公室，用含糊不清的话语对我说：“我要立案”。

　　我打量着这位老人，老人心情颇为激动，全身索索直抖，在耐心安抚好老人的情绪后，就问他有诉状吗。他从怀里夹层掏出打印后的诉状交给我，我打开后一边看，一边听他在旁不停的述说。原来事情发生在2011年，那年，刘某找到他借款3000元，至今为止仅还600元，还剩下2400元拒不偿还，请求法院主持公道。

　　老人姓张，年近90，身患多种疾病。虽然案件标的额不大，但如何处理好该案成了庭里的重中之重。由于老人没有提供被告刘某的电话，我与周庭长一起来到被告的家中。看到我们，被告一脸茫然，对我们说：“我欠的钱早就给了，看，我这里有收条，还是他儿子打的”。我接过收条，可以从歪歪斜斜的字迹里认出有人收到了2400元，但我们与老人儿子联系时，却怎么也联系不上。案件顿时陷入僵局，钱是否原告的儿子所收？始终无法确认。于是，从被告家里出来后，我们又前往老人家里，想从老人那里问清情况，但9旬老人的一翻话，让我们觉得汗颜。我问老人是否知道儿子收到了2400元，他说：“我不管他有没有收到这笔钱，但是这钱是我的，我与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与我儿子无关，被告凭什么拿钱给我儿子？更何况我根本就没有收到过钱。”

　　案件深陷僵局，老人的儿子成为了解开案件谜题的关键，但如何找到其儿子让我们大感头疼，儿子外出务工，儿媳不提供号码和住址，老人提供的号码为空号。在得知老人还有一女儿后，我们随即前往她家，想通过她找到联系方式。老人的女儿得知我们的来意后，结果虽不尽人意，但向我们道出了本案的另一缘由。她告诉我们：“这根本就不是借款，这是在2011年时候，我外甥被刘某撞了，由于刘某当时没有钱，住院花的3000元是我父亲出的，所以刘某就打了一张欠条给我父亲，我听说他们这个事已经搞清楚了，怎么还在打官司呢？”她继续说道：“我家老头子很倔，我说话他根本就不会听的，你们去找下他孙子吧，他很听他孙子的话。”随即她把号码给了我们，这让我们似乎在深陷的泥潭中看见了一根稻草。

　　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，周庭长拨通了老人孙子的号码，远在东北的他在外闯荡多年，见多识广，积极配合我们，也愿意出面做老人的工作。终于我们联系上了老人的儿子，他的一番话才让我们彻底弄清案件的真相，他说：“当时发生交通事故后，看到刘某家里确实很穷，于心不忍，就背着我父亲打了一张2400元的收条，实际上我也没有收刘某的钱。本来我以为这事就这样解决了，没想到我父亲这么较真，还真的去你们法院起诉。”

　　我们再次联系上被告刘某，刘某也认可老人儿子所说的话，但由于确实很穷，愿意去借1000元还给老人。这次我们直接与老人的孙子进行电话联系，请他去做做老人的工作，他欣然接受了。第二天，周庭长接到老人孙子的电话，说老人同意了。随后我们马上到被告刘某家中拿到1000元再赶往老人家中，老人接到钱后很痛快在调解笔录上签了名，这起案件终于顺利调解成功。

　　案件的顺利调解，让我感触颇多。法官办案，不能一味坚持坐堂审案，要从更加合理的角度做当事人工作，让每位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司法为民。